得诺奖后，我被迫联姻第一豪门

第1章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穹顶高悬，水晶吊灯将整片空间浸泡在流转的金色光晕中。

陶禧站在领奖台上，聚光灯从头顶倾泻下来，将她周身笼进一团刺目的白里。

台下掌声如潮水般涌上来，一波接着一波，镜头密密麻麻地对准她，全球直播的画面里，她的脸被放大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屏幕上。

她穿了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全身上下唯一的装饰是耳朵上一对直径十四毫米左右的南洋白珍珠，圆润温泽，光晕流转。

那是爷爷陶秉正在她博士毕业那年送的，说是陶家珍珠场挑出来的顶珠，让她随身带着，图个平安。

她戴了两年，从没摘过。

此刻，聚光灯下，舞台中央，年仅二十五岁的陶禧，手里握着一枚诺贝尔奖章。

诺奖组委会史无前例地为她增设了数学奖类别。

颁奖词里写着：“表彰陶禧博士在拓扑相变与拓扑材料理论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媒体怎么报道的她没细看，昨晚在酒店房间里扫了几眼标题就关了手机。

无非是：

#天才少女改写诺奖历史#

#东方数学家的世纪突破#

#拓扑理论将重塑材料科学未来#

云云。

她都看了，也都没往心里去。

这一类话她听得太多了。

十八岁清北少年班毕业的时候。

二十三岁拿菲尔兹奖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铺天盖地的“天才”噱头，每一次她都把那些新闻划掉，然后第二天该算题算题，该写论文写论文。

国王将奖章递到她手中，微笑着用标准瑞典语说：“祝贺你，陶博士，你的成就令世界惊叹。”

陶禧微微颔首，用瑞典语道了谢。

她只突击学了两周，背了几段话，但发音几乎听不出破绽。

国王眉毛抬了一下，显然没预料到她会说本国语言。

获奖感言她只说了三分钟。

感谢了马普所的团队，感谢了普林斯顿的导师，感谢了数学。

最后一句她停了停，然后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只是碰巧比大多数人早一点看见了它。”

掌声比刚才更响了。

晚宴持续到深夜。

陶禧端着香槟杯在人堆里穿行了三个小时，实际上杯子里装的是气泡水。

她被各国学者、政要、企业家轮流握手、拥抱、合影、递名片，脸上挂着一层得体的微笑，周旋了整场，滴水不漏。

凌晨将近一点的时候她终于从人群中脱身，回了酒店房间。

关上门，整个世界的噪音被隔绝在外面。

她靠在门板上闭了闭眼，耳膜还在嗡嗡响，脚后跟被皮鞋磨出两个水泡，站了太久，小腿肌肉发僵。

她蹬掉鞋子，赤脚踩在酒店地毯上走进浴室，放了一缸热水，整个人沉进去，闭上眼睛。

水汽氤氲里她脑子里其实没有歇着。

她在想回国这件事。

此前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正式进入过她的考虑范围。

两年前她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博士后毕业，随后以青年研究员的身份顺利入职德国马普数学研究所。

她所在的研究小组课题顺利，团队融洽，手头还有两个方向的理论等着验证，至少还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回国不在计划表上，但也谈不上抗拒。

她只是觉得“还没到时候”。

但今晚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全世界注视的那一刻，她其实隐隐知道，很多事不会按照她预想的节奏走了。

手机在浴室外面震了一下。

她没理会，又泡了十分钟才起来。

擦干头发换上睡衣，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导师卡特教授发来的消息。

“施密特所长明天上午找你谈话，十点钟，他办公室，让我转告你，事情很紧急。”

卡特教授措辞很克制，但陶禧认识他八年，从普林斯顿读博开始到马普所这两年，师生之间的默契足够让她从这条平静的信息里读出一点别的什么。

谨慎，犹豫，甚至有一丝隐晦的愧疚。

她没有回复，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窗外的斯德哥尔摩夜色浓稠，灯火疏落。

她翻了个身，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返回德国。

从斯德哥尔摩到法兰克福两个多小时航程，落地的时候下午两点。

马普所派了车来接，司机是所里开了十几年车的老员工，一路上跟她聊天气，聊慕尼黑最近新开了一家**超市，对诺奖的事只字不提，仿佛她只是去隔壁城市开了个会回来。

车窗外巴伐利亚的平原向后退去，麦田和树林交替着铺开，天空很高很蓝，云走得快。

陶禧靠着座椅闭目养神，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问题：现在回还是等几年再回？

下午三点四十分，她走进所长办公室。

赫尔曼·施密特，六十岁，数学界泰斗，德国马普数学研究所现任所长。

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蓝色镜片后的眼睛温和而锐利。

他是当初亲自发offer把陶禧招进来的人，这两年对她照拂有加，说是半个导师也不为过。

他让她坐下，亲手给她冲了一杯咖啡。

“陶，”他用德语开口，语速放得很慢，像每个字都仔细斟酌过。

“首先，请接受我个人最诚挚的祝贺，你为研究所、为**带来的荣耀，无法用任何头衔来衡量。”

“谢谢您，施密特教授。”陶禧接过他手里的咖啡杯，平静地道谢。

施密特重新坐回办公桌后面，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停顿了大约五秒钟，像在做最后的准备。

“然后，”他终于说，“我们需要谈谈你的未来。”

陶禧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没应声。

施密特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这个动作陶禧见过几次，每次都是他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德国**高层昨晚联系了我。”

他直入主题，“他们托我向你转达他们的意愿——他们希望你能留在德国，永久地。”

陶禧把咖啡杯放回碟子里，动作很轻，瓷器相碰发出一道极细微的脆响。

“永久？”

“是的，他们愿意为你提供一切条件，终身教授职位，独立研究所的完全领导权，每年上不封顶的科研经费，德国国籍。”

他顿了一下，目光沉下去，“以及，你的个人安全方面的最高级别保障。”

最后那个词他咬得有些重。

陶禧听懂了。

她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视线平视着对面的人。

她的表情很平静，嘴角甚至还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弧度，但认识她的人会知道，这是她进入全防御状态时的样子。

“如果我拒绝呢？”

施密特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声音低下去。

“陶，你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你身上现在附着的东西究竟有多大分量。”

“去年德国在基础科研领域的财政投入是四百七十亿欧元，而你一个人的理论突破，足以为这笔投入在未来十年产生指数级的回报。”

“你不只是一个数学家，陶，你是一个战略资源。”

他转过身，目光里有一种近乎恳切的东西。

“德国不能失去你，坦率地说，任何一个**都不能，如果你选择离开，去往他处……”

他顿了顿，继续说，语气比之前更沉。

“德国方面会非常失望，而这种失望，可能会以你无法预期的方式表现出来。”

“您在威胁我？”

陶禧的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刀刃划过玻璃。

“我在提醒你。”

施密特重新坐回椅子上，神色里多了一层疲惫，“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陶，这两年我看着你从一个博士后成长为今天的样子，我对你的感情远远超出上下级的范畴。”

“但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权限范围，上面的意思我已经完整转达了，剩下的你自己权衡。”

办公室安静下来。

窗外有鸟叫，隔着一层玻璃听不真切。

墙上的挂钟走得慢，秒针一格一格地挪。

陶禧低头看着自己搁在膝盖上的手，手指修长干净，指甲剪得很短，指腹有几处薄茧，常年握笔留下来的。

她盯着那些茧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它们很陌生。

“我需要时间考虑。”她说。

“当然。”

施密特点头，语气松下来，“你先休息几天，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

陶禧站起来，走到门边，手握上门把手的时候停了一下。

“教授。”

“嗯？”

“如果有一天我决定离开马普所，”她偏过头，笑了一下，“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施密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三个字：“当然，陶。”

从所长办公室出来，陶禧没有回自己的研究室。

她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两侧白色墙面上挂着的前任所长的照片，一排黑白面孔沉默地注视着她，然后她转身下楼出了研究所大门。

慕尼黑十月的傍晚起了风，冷意从街道尽头灌过来，把她大衣下摆掀得猎猎作响。

她没有开车，沿着人行道走了大约两公里，路过一家面包店，橱窗里暖**的灯光照着刚出炉的扭结面包，她停下来买了一袋，拿了一个咬了一口，站在路边慢慢吃完，然后继续走。

又走了两公里才折回停车场。

她的车是一辆深灰色奥迪A4，三年前买的，普通的代步工具。

她拉开驾驶座坐进去，系好安全带发动引擎，一切和平时没有任何两样。

开出研究所园区的时候五点四十分，天色正在暗下去。

从研究所到她租住的公寓这条路她开了上百次，途经三段高速和四个红绿灯，不堵车的话四十分钟。

慕尼黑的路她熟悉得像自己掌纹一样，哪条道在哪个时间段车多，哪个路***喜欢猫着，她闭着眼都能数出来。

所以当她第三次变道而那辆黑色宝马依然稳稳缀在后面隔着两辆车的位置时，她心里咯噔了一下。

第三次变道之前她其实没太在意。

慕尼黑遍地都是宝马，车牌号她也不可能都记得。

但第一次上高速之前，她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着的时候扫了一眼后视镜，那辆**在她后面大约二十米的位置，隔着两辆车身。

第二次她从右侧车道并到左侧超车道，后视镜里那辆**也跟着并了过来，隔着两辆车。

第三次她下了高速拐进一条岔路，右转之后从后视镜里看见那辆车同样右转了，同样隔着两辆车。

不是巧合了。

陶禧把车速放慢，在下一个路口拐进了一条支路。

那条路通往一片居民区，尽头是个死胡同，她平时从不走那里，但今天她拐进去了。

黑色宝马在她拐进去之后大约十五秒也拐了进来，然后在看见她的车靠边停下之后，它也靠边停了，熄了火。

距离大约三十米，不靠近也不离开，就停在那里，车窗贴着深色膜，什么都看不见。

陶禧坐在车里没动。

她把双手搁在方向盘上，目光盯着后视镜里那辆沉默的黑色轿车，心跳有点快，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她甚至没皱眉。

三十秒后，她重新发动了车，掉头从那条支路开出去。

黑色宝马在原地待了大约两分钟，然后跟了上来，重新维持着那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一路把她送到了公寓楼下。

陶禧停好车，拎包上楼，进门，反锁，把客厅和卧室的窗帘全部拉上。

她坐在沙发上，拿出手机拨通了爷爷的电话。

响了两声那边就接了，像是早就等着一样。

“禧禧。”

陶秉正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苍老沉稳，但陶禧听出了一层极淡的紧绷。

“爷爷。”

她把声音压得低，身体窝进沙发里，“我今天回来，所长找我谈话了。”

“说什么了？”

“德国这边希望我留下，说得很直白，我不留的话他们会采取措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四秒。

“还有呢？”陶秉正问。

“我刚才回来的路上，”陶禧顿了一下，“有辆车一直跟着我，没有挂标识，但我认出来了，是**，他们不拦我，就默默跟着，看着我到家门口。”

那边又是几秒钟的沉默。

然后老爷子开口，声音比刚才沉了一度。

“禧禧，你听爷爷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配合他们，该出门出门，该回家回家，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

“我知道。”

“国内这边我已经在想办法了，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来家里吃过饭的傅爷爷？京都那个。”

“记得。”

“我联系了他，他已经把话递上去了，**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科学家被扣在外面，但这事牵涉到外交，不能硬来，得找时机。”

“我们陶家在这件事上使不上多大力，但你记住一件事——**想要你回来，就一定能有办法让你回来。”

“嗯。”

“电话里不能说太多，我怕……”老爷子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了。

“我明白。”

“禧禧。”

老爷子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带上了一点浊音，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突然松了半格，“你一个人在外头，万事小心。”

陶禧握着手机的指节微微泛白，鼻尖有一瞬的酸涩，但她很快把那点酸意压下去了。

“放心吧爷爷，我没事的，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至少现在不会。”

“那当然，我孙女现在是全世界盯着的宝疙瘩，谁敢动你。”

陶秉正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刃，“他们越宝贝你，你就越安全，记住了，你手里攥着的**比他们多得多。”

电话里不方便多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挂了电话，陶禧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里闭了一会儿眼。

客厅没有开灯，只有厨房那边漏过来一丝从窗帘缝隙挤进来的路灯光，微弱地勾出茶几的边缘轮廓。